“谢谢啦，我走了！”2005年，一青年男子笑着走进刑场对着母亲和妻子说。待审判官正要抬手行刑，他竟又突然大喊：“我死后，请将我的身体捐给有需要的人”。审判官愣住，抬起的手低了下来。
（张顺兴-2005年连环杀人案凶手 ——快懂百科）
2006年春天的某个清晨，河南某地刑场的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。
一个名叫张顺兴的男人被带了进来，与周遭的肃杀格格不入的是，他脸上竟挂着一丝平静的微笑。
他转向不远处泪流满面的老母亲，轻轻说了句“我走了，谢谢”，然后转过头，向行刑官提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请求：死后捐献所有能用的器官。
经验丰富的行刑官也愣了片刻，默默将枪口向下移了一寸。
恐怕没人能想到，这个人，就在不久前，8个小时内连续夺走了三条人命。
时间倒回至1966年，张顺兴出生在河南偃师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村庄。
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不是糖果或玩具，而是母亲深夜灯下缝补时佝偻的背影。
父亲早逝，母亲靠着近乎透支的辛劳，把他和姐姐拉扯大。
贫穷和“没爹”的标签，是他童年时代甩不掉的影子，也让他对“保护母亲”这件事，有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偏执。
在他简单的世界观里，谁让母亲受委屈，谁就是敌人，这种偏执在他第一次踏入社会时就显现了威力。
二十多岁时在工地，因为工头一句对他母亲的辱骂，年轻气盛的他抡起拳头就上，结果把对方打伤，自己也换来了8年的牢狱之灾。
铁窗之内，他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日出去，好好孝顺母亲。
可惜，现实总爱给老实人设置连环关卡。
2004年，减刑出狱的张顺兴满怀希望回到社会，却发现“劳改犯”的烙印比想象中更难消除。
正经工作的大门对他紧闭，他只能辗转于矿场、小作坊，干着最脏最累的活，拿着勉强糊口的钱。
看着年迈的母亲为了贴补家用，不得不去捡拾废品，他心里的酸楚和自责像野草一样疯长。
他觉得自个儿特没用，是个让母亲晚年还得操劳的废物。
生活的另一重暴击来自他的家庭。
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叫郭松旺的酒鬼，家暴成了家常便饭。
张顺兴每次看到姐姐鼻青脸肿的样子，拳头都攥得发白，可想想自己的前科，想想再次入狱后母亲怎么办，他只能把怒火一次次硬咽回去，劝姐姐忍耐。
那种保护不了至亲的无力感，日夜啃噬着他。
就在他拼命攒钱，想给母亲和姐姐稍微改善下生活时，他视为朋友的工友梁学文，给了他致命一击。
梁学文编造父亲病重的谎言，骗走了张顺兴在矿上冒着生命危险攒下的全部积蓄——1200块钱。
这不仅仅是钱，那是他给母亲养老的希望，是他作为一个儿子、一个男人残存的尊严。
当他发现真相，愤怒地质问时，换来的却是梁学文变本加厉的嘲讽和对他母亲的再次辱骂。
那一瞬间，多年来积累的屈辱、对命运不公的愤懑、对保护家人无能的痛苦，汇聚成一股失控的洪流，冲垮了他理智最后的堤坝。
他抓起手边的水果刀，刺向了梁学文。
第一个人的生命，在他爆发的绝望中消逝。
杀戮一旦开始，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。
杀了梁学文后，张顺兴反而奇异地“平静”下来。
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完了，但在结束之前，还有些“账”必须清算，他想起了那个总是欺负母亲的邻居余秀莲。
这个女人曾因一点琐事，就指着母亲的鼻子骂了半个村子都能听见的脏话，甚至侮辱他早逝的父亲。
当时还在假释期的他，为了不再给母亲添麻烦，硬生生忍了下来，只是扶走了默默垂泪的母亲。
可余秀莲却得寸进尺，时常把垃圾丢到他家门口。
此刻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，他找到了余秀莲。
据说，门打开那一刻，余秀莲脸上习惯性的辱骂表情还未褪去，生命就戛然而止。
接着，他想到了姐夫郭松旺。
这个人在他坐牢期间，不仅长期家暴他姐姐，甚至霸占了他家那间墙皮脱落、仅能遮风挡雨的老屋，把年迈的母亲赶了出去。
张顺兴出狱后去讨要，郭松旺反而无耻地让他“拿钱来赎”。
自己家的房子，还得自己花钱赎，这种荒谬和欺压，此刻显得格外刺眼。
正是为了攒这笔“赎金”和给母亲更好的生活，他才去了危险的矿场，才攒下了那被梁学文骗走的1200元。
所有的线索，所有的恨意，最后都汇聚到了郭松旺身上。
在那个漫长的夜晚，张顺兴完成了他的“复仇”，也彻底走上了不归路。
于是，就有了刑场上那令人百感交集的一幕。
他的微笑，并非对法律的蔑视，更像是一种疲惫到极致后的解脱，一种对荒诞命运的无奈认领。
他捐献器官的举动，或许也是他对自己罪孽的一种独特救赎。
法律的天平不会因个人悲情而倾斜，三条人命的代价必须偿还。
张顺兴用最极端的方式，践行了他心中扭曲的“孝道”和“正义”。
实际上却给母亲留下了最深最痛、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母亲余生都将活在“如果不是为了我”的自责煎熬中，这或许是他最不想看到，却已无法挽回的结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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